第四章5（1/1）
袁老师四十多岁。名叫袁世忠。矮矮的个子，拉拉杂杂的短胡子，好像忙得来不及洗，甚至来不及擦，短须上常常挂着鼻涕。他的穿著跟陶校长绝然相反。衣冠不整，有时扣眼也对不齐。脚下的布鞋穿眼了，脚趾头伸出来自己一点感觉也没有。走路时匆匆忙忙，像是赶鸡撵狗，连颠带跑。手乱摆，脚乱踩，踩了牛屎才跳得老高。有时跑进课堂来上课，裤管一只高一只低的卷着也忘记放下来。说话，讲课“这这这，那那那……”连昨天的课上到哪里，他自己也记不起来，要学生提示一下，他才“哦——”讲起来不得要领，好像根本就没有备课。难怪只要他带代低班。好在他也不跟任何人争高低。有事混，能拿工资养家糊口就行。
也不知他是从哪里调来的，怎么当了国家老师。我感到非常奇怪。他完全不像个老师，更谈不上为人师表，倒很像个逃荒要饭的。但他确实能写一手好字。而且资格很老，听说解放前就是国立小学的老师。他家住在新河口。听说还是“盘户”（外来移民，常受到当地人轻视，俗称村盘户）。孤零零在河口上搭了个“一眼铳”的茅草房。低矮，黑暗，连窗也没开一个。他有六个孩子，比表哥家孩子还要多。他老婆不会做农活，也不做活。好象躲在茅草棚里专门生孩子。听汪老师说，袁老师出身大户人家，上过洋学堂。还在旧政府里干过差事。解放前家道败落，从军去了山西，在阎锡山的部队里干过一阵子，抗战胜利后回来，没当官，也没发财，穷困潦倒，当了教书匠。“教书是读书人这末路啊！”这是我听到汪老师唯一的一次带着苦笑的自叹。“穷困潦倒”这个词我是第一次从汪老师口里听到。也从袁老师身上看到，怕。我将来千万别“穷困潦倒”。袁老师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。靠了他一个月三十多块钱的工资，养活着一家八口。那群孩子衣不遮体，嗷嗷待哺。茅草棚里简直就是一个大鸟窝。一群张着大嘴，伸着脖子，精瘦精瘦，羽毛没干的小燕子。他就像是一只劳燕，来回地飞，来回地跑，衔着食。他到我们小学来任教，什么也没带。一个蓝布书包，里边装着备课笔记，教本，还有午饭。他不像是来教书的，倒像是来赶工的。从学校到他家五、四里多路远。他走教，早来晚归。有时上课铃声响，学生进了教室，还不见袁老师来。放学时，他急不待地赶着回家。帮助老婆锤芦子，勒芦篾，打芦席。他用工资买了芦子，加工成芦席，每张芦席能卖三毛钱。他的手不像老师的手，常年劳作，粗糙如锯。他带来饭菜，质量低劣，只是充饥而已。先生婆婆烧了鱼，煮了肉，给他夹一块。他感激涕淋。狼吞虎咽下去，从缸里舀一碗水，抬起脖子灌下去。粗糙的手一抹嘴，往衣服上一揩。把碗往布袋里一塞。坐下来。开始批改作业。他晚上不办公。赶回家编芦席。袁世忠是我见到的最穷，最脏，最不讲究，最没有人格尊严的老师。他为什么生那么多孩子呢？他到杨柳湾分部来教书，也是不得已的事。因为没有任何人愿意来。只好派他了。他没有任何资本跟校长讨价还价的。否则，他只好辞职了。他满脑子是养家糊口。回家路上，发现一根树枝也要捡起来，带回家当柴烧。校长检查备课笔记时，翻开他的备课本，发现是空页。他连学生的名字也常常叫错，张冠李戴，惹得孩子们哄堂大笑。捣蛋鬼柳小林干脆当面叫他“袁世忠”。他生气，罚柳小林站十五分钟，不许进教室。柳小林回家去，从菜园里摘了个油瓜来，笑嘻嘻地顶在头上走进教室：“袁老师，我姆妈说，这个油瓜送给你做菜吃。”袁老师怒气顿消，接过油瓜，放在讲台底下，“这样好，这就是尊敬老师，改了就好。上位！”陶校长是个善良的人。批评批评，警告警告。他依然故我。每当上级给困难教师发生活补助时，给袁老师一大份。他那个穷窟窿是无法填满的。老师们曾经还把家里的旧衣旧鞋捐给他家的孩子穿。同加讨厌。怜加嫌。他什么都向人家讨。尤其是讨香烟抽。他烟瘾很大，见他原来也富有过。他厚着脸皮抽汪老师的香烟。弄得汪老师不敢把香烟放在办公桌上了。汪老师也不得罪他，也不去校长那里打小报告。有时看不过去，“嘿嘿嘿”笑着说，“老袁呀，老袁，你心不在焉啊！”袁老师也歉意地“嘿嘿嘿”笑，同时伸出手来，从汪老师的“飞马”香烟盒里刁去一支香烟。汪老师来不及藏。他已经把香烟刁在嘴上了。又去拿张老师的火柴。汪老师继续“嘿嘿嘿”地说：“心不在焉，心在于烟哟，嘿嘿嘿……”。他一抹胡子上的鼻涕，胡子上沾上了粉笔灰，变成花白胡子。狠劲地抽了一口，吐出一圈白烟，“嘿嘿嘿……汪老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来晚了。家里忙啊！你这烟真好，真好。飞马，高级。唉，我两天一包大公鸡也常常断吹呀！”“马飞牌”是乡下人很少见到的好香烟。三毛五一包。属干部烟。一包“飞马”能买三斤鱼，七两猪肉。汪老师工资高，俩老口没负担。能抽。“大公鸡”九分钱一包，是一斤大米的价。一斤大米能煮一锅菜粥，一家人糊一顿。袁世忠常断吹烟也有原。人家不要的他都要。连死猪肉他也要三斤。人家把瘟鸡扔在灰坑里，他居然捡回家去。还说，“用辣椒炒了吃味道好极了。”那年代没听说“禽流感”这个词。叫“鸡瘟。”一般农家染了鸡瘟，活着的病鸡放放血，兼和着酸咸菜煨着吃掉。死了才肯扔掉。袁老师家的孩子们吃了瘟鸡，也没听说过生病的事。他虽出生富家子弟，穷困潦倒，把他变成百草羊，什么都敢吃。穷困潦倒啊！我从他身上再一次看到了另一种人生的惨景。
我还记得袁世忠出过一次大问题。这事传遍了全公社。这也是听表哥回来跟我说的。那年，表哥已经当了老师。袁老师调到东河乡心中小学去了。跟表哥成了同事了。陶校长调到中学当校长。我在区中学读一年级。
那年月，老师们要搞政治学习，星期六半天，连课都不上，叫做“雷打不动”的学习制度。高举“三面红旗”，“鼓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！”学习会上，人人对照，个个洗澡。揭发批判不良现象。也不知是谁揭发了袁世忠。也许因为他是“头上有癞痢”的人。（指有明显的历史问题，他在阎锡山部队里干过。）有张《大字报》揭发他，说他在教学生认“饱、暖”两个生字时用，先把“饱、暖”二字写在黑板上，用教鞭点着大声念：“饱——吃不饱的饱——暖——穿不暖的——暖”而且念了很多遍。嘶声竭力，简直就是在社会主义的课堂上高呼反动口号。向党猖狂进攻。许多学生下课后一直喊回家，影响极坏。1960年春天，别说全国人民吃不饱，穿不暖，连住在中南海的伟大领袖**也节食少吃红烧肉了。那些饥肠辘辘的小学生们自然深有体会。所以，在课堂上跟着袁世忠空着肚皮喊。校长看了《大字报》，吓了一跳。这是严重的政件事件，不能马虎。当时就把袁世忠绑了，派两个老师送到公社，请上级发落。否则，校长就有包庇之罪。袁世忠被关进了县看守所。在审查中，他死不认帐。说别人诬陷他。他为人师长，再胡涂也不会在课堂上这么教学生。教育组派项目到学生中来调查取证。很多学生都作证。证据充分，再审。袁世忠还是不认帐。他说，七岁小孩子不到法定年龄，说的话是不能当治人之罪的证据的。共和国有法律，你们不能凭七岁的孩子的证来给我定罪。如果是文革时期，他死定了。他懂些法律，满经世故，大江大河里淌过来的。案子送到县检察院。证据不足，没法判罪。他在县看守所住了半个月，吃了几顿饱饭，放回来了。因为，出据证的人都不满八岁，没有行为能力。证词全是由老师代写的，不算。袁世忠回来后哈哈大笑。说看守所的细米粥好吃，管饱。而且不要粮票不要钱。校长骂他恬不知耻。也把他没治。他是根老油条。
“三年自然灾害”后，他终于挺不住了。他也不适于再当老师了。62年“精兵简政”“调整、巩固、提高”的政策一传达下来。他就主动报名。为了几分自留地，他自愿当农民去了。八十年代初，许多人闹“落实政策”，袁世忠也跟着去闹。从乡里闹到县教局育。答案是：你自动报名下乡当农民的，当年已给了你安置费，算是退职了，没法再落实。他又到公安局去闹，说自己是冤案，要求平反。“下放他”是因冤案而引起的，他不是精简对象。公安局查他的档案，没有立过案，没有他的犯罪记录，不能落实。反正他老了，儿女也都成家，他没事做，专门跑县里，求要“落实政策”。说自己曾是国家公职人员，还有过抗日的贡献。国民党，黄浦军官都能“落实”，我为什么不能落实？他找民政局。这回算找对了门。他说自己抗过日，他所在的部队曾一度隶属薄一波领导过。民政局请他写个陈述报告递上来，并要求出据当年任职证书及身份证明，否则，就无法办理。他居然拿出了一张深藏四十多年的军人任职令，上面还有他年青时的照片。有阎踢山的签名，盖有钢印。民政局一查，还真有那回事。于是，由民政局每月发给他三百块钱的养老金。他快快活活地又活了十多年，九十年末死了。埋在新河口的树林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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